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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長春斷言美股熔斷和中國未來:中國十年望成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發布時間:2020/6/3 來源:長春瑞濱 海南越洋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3月31日,英國《每日郵報》就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及中國經濟。這篇題為《隧道盡頭的光明:新冠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中國經濟開始復蘇》的文章稱,對制造業而言,好消息是中國3月份的生產活動和新訂單升至50%以上,服務業也有所反彈。并且援引分析師的話說,“PMI出人意料地強勁反彈后,樂觀情緒繼續充滿市場”。

樂觀也不是壞事。媒體開始用上“世界樂見中國經濟復蘇信號”這樣的表述。畢竟,在全球化的當下,雖然由美國發起的貿易摩擦給全球化蒙上陰霾,沒人會否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現實。美股的“熔斷”,盡管中國市場有“脫鉤”聲,但都明白世界經濟脫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對世界肯定不利。到底該如何認知在疫情下的中國和世界經濟,又該尋找哪些出路,投資者該作何選擇,本期獨家專訪的是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經濟學家花長春。他的觀點,讓我們刊發的這系列專訪,多了不同的色彩。

“疫情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投資者愿意做空美股指數,‘風險平價策略基金’影響較大”

《國際金融報》:您好,美股近期出現了4次熔斷,讓市場傻了眼睛。股神巴菲特說他活了89年才遇到這樣的場面。您怎么看待美股暴跌,可以歸罪為疫情嗎?

花長春:美國股市沖擊表面上是疫情沖擊帶來的,但背后既有基本面因素,又有市場交易因素,疫情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們在最近的《美國金融危機已過?基于資產負債表的數量模型信息》報告中,提到美國股市的幾個問題:

第一,10年牛市與盈利出現脫節的風險。2008、2009年以來,美國經歷了長達10年的牛市,道瓊斯指數、標普500累計收益率都超過了3倍。但美國整個市值上升來自少量的像亞馬遜、蘋果、波音等這些藍籌股。從去年開始,美國企業的盈利實際上就開始衰減了,除了極少數龍頭的科技企業,大部分企業的盈利都是零增長或負增長。2019年,標普500的收益來源主要來自估值的提升,從2018年16倍提升到2019年的21倍,提升28%,而每股盈利僅增長0.61%。

第二,大量的股票回購也是支撐美股股價的重要因素。2019年回購金額達到7300億美元,是美國股市的重要資金支撐。而很多企業都是通過融資(杠桿)來進行股票回購的,所以任何一塊金融市場出現問題,將會連帶整個市場出現劇烈波動。

第三,大流行的公共衛生事件對經濟沖擊是巨大的,哪怕是短期的沖擊,也會影響市場對后續經濟增長及盈利的擔憂。美國在前期應對非常緩慢,錯失將疫情控制在小范圍的良機,從而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沖擊。市場比較擔心能源、航空、飛機制造、旅游、餐飲和娛樂等行業的發展前景。尤其是能源及其相關行業,本身杠桿率也較高,在2萬多億美元的高收益率債市場中,占比較高達到12-13%。

第四,美國股票市場微觀結構容易出現交易踩踏。由于美股的長期牛市,被動投資反而可以戰勝主動投資,同時為了節約交易費用,ETF投資成為時尚。Vanguard等大型指數型基金公司規模不斷壯大。以目前跟蹤SPX500的最大的ETF基金“SPDR標普500ETF信托”為例,該ETF從2009年初的980億美元擴張到2019年的3120億美元,擴大了超過3倍。由于ETF產品的設計所要求的對投資者流動性的保證,在股市大幅度下挫的過程中,投資者的贖回會導致ETF產品的大量賣出,導致相互踩踏。

此外,由于美股處于高位,與2008年不同的是,這次更多投資者愿意做空美股指數。根據Bloomberg的統計,截至3月20日最新一周在美國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型ETF產品整體凈流出規模為25.6億美元,之前一周則為凈流入。資金的流出似乎不顯著。但當打開資金流入這個“黑箱”,我們發現大部分的資金流入到了做空美股,甚至是3倍做空美股的基金中。通過ETF的做空,進一步加大了美股的波動。

最后,近年來比較風靡市場的“風險平價策略基金”對整個市場影響較大。此類頭部基金公司的規模就超過了1000億美元。這些基金根據波動率來選取資產組合,因通過對沖方式進行套利,不得不通過高杠桿來拉升收益率。此次市場調整中,由于各類資產普跌,資產之間的風險對沖效果消失,疊加杠桿的作用,此類基金面臨較大沖擊,又加劇了市場的調整。

“美歐投資者前期更擔心不確定性;(即使美國經濟受疫情影響)復蘇步伐終止,可能是溫和衰退,不見得就是大蕭條”

《國際金融報》:美股持續暴跌,是對美國經濟的前景缺乏信心,還是短期受疫情影響的因素更大一些?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會就此終止嗎?

花長春:從我們和美、歐市場投資者交流下來看,在前期市場暴跌的時候,他們更加擔心的是不確定性——如果疫情控制不好,沖擊全年經濟,那影響將會是巨大的。一般來說,短期疫情只改變經濟節奏,不改變趨勢(或前景),但前提是“短期”。如果控制不好,導致大爆發,那不光是擠兌醫療資源導致死亡率上升,而且疫情時間可能拖得比較久。經濟損失會隨著疫情持續時間而非線性上升。疫情在全球蔓延初期,美、歐公共衛生政策并沒有采取嚴格的檢測和隔離,錯過了控制疫情的黃金時間,致使后續的發展不確定性非常高。

關于美國經濟的復蘇步伐會不會就此終止,我認為的確有這個風險。當然了,復蘇步伐終止之后,可能是個溫和衰退,不見得就是大蕭條。

首先,2019年下半年美國經濟已經出現單腿走路現象,換言之,公共衛生危機之前本來就有點脆弱。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與美國企業盈利下降一致的是,美國私人投資出現負增長,尤其是美國企業設備開支出現了明顯滑坡。將經濟增速支撐在2%以上的主要是消費,一個原因是勞動力市場偏緊,另一個原因是財富效應。此次疫情對企業盈利和就業市場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有可能使得經濟進入衰退;

其次,美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恐使得疫情對經濟(消費)沖擊更大。美國就業人口中,65歲以上占比20%,可能是此次受到疫情打擊較大的群體。估計其中大部分是零時工——目前美國就業數據中,零時工有580萬勞動力——所以有人稱美國經濟為“零工經濟”(gigeconomy)。另外,美國對勞工也缺乏普遍病假保障。這次2.0萬億財政刺激能夠幫助緩解一部分問題,但失業率大幅上升并對消費產生負面影響不可避免。

第三,對消費另一個沖擊是財富效應。根據BCA研究,美國消費和工資比例是1.6,即對消費支出的“融資”很大一塊來源于財富收益。此次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對消費無疑是另外一個傷害。當前美國家庭部門37%的資產配置直接或間接是股票,我們測算10%的股指下跌影響消費1個點,影響GDP至少0.7個點。這也就是說,30%的股指下跌或影響GDP至少2.1個點。

“美聯儲組合拳緩解了市場流動性,但對刺激經濟作用有限;中國應該在適當時候(如4月份)下調MLF、LPR甚至存款基準利率”

《國際金融報》:美聯儲采取了大幅度的降息策略,您怎么看待這一措施對經濟刺激的效果和影響?降息策略是否是當前中國經濟所適合采取的?

花長春:美聯儲全部啟動了2008年設立的危機工具箱,無限量向市場提供流動性,力保實體經濟流動性。同時,重啟定期資產支持證券貸款融資便利(TALF)、新設一二級公司債支持機制(PMCCF、SMCCF),全力支持市場流動性。而且,美聯儲通過直接或者設置SPV的方式可以購買幾乎所有投資級債權類資產。

美聯儲的組合拳的確較大緩解了市場流動性的風險,但對刺激經濟需求的作用似乎有限。全球貨幣政策大幅松動,但在低利率環境中難以有效提高需求,起到的更多是流動性兜底效果。

全球央行跟進后,中國只是定向降了準,并未在利率上有太多的行動。我們認為財政和貨幣政策應該配合共同應付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這個配合在不同的時點可以有不同的組合形式:

抗擊疫情期間(2-3月份):投放流動性,短期兜底金融機構和企業,不能發生流動性危機。財政配合貨幣政策,對受影響較大的小微企業進行貼息;

疫情結束后開始復工階段(3-4月份):在人員、物資、物流等都未完全到位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就是兜底,過多的貨幣刺激只會加重供應鏈上的失衡;而財政政策的確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給受損企業進一步減負(如稅收、人力成本、房租等);

完全復工階段(4月份及以后):此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配合好拉動內需。供應鏈失衡、物流等都不存在大問題了,訂單是頭等大事。而此時正好又碰到海外疫情大爆發,出口企業存在著很大壓力。如果此時,財政和貨幣政策還是一味地等待,那不少企業很有可能不會撐太久,錯失保存企業的良機。

雖然一直有很多質疑聲,我們堅持認為中國應該在適當的時候——如4月份——下調MLF、LPR甚至存款基準利率。新冠疫情沖擊比2008年金融危機來得還猛烈,而且這個沖擊的時間尚難預料。我們需要把困難估計足,疫情對經濟沖擊將隨著持續時間而非線性上升。一旦出現大量中小微企業出現倒閉的時候,我們整個經濟將付出慘痛代價。這么大的沖擊,利率成本下行是必要的。要想LPR利率順暢下行,存款基準利率需要讓出一部分空間。

“世界經濟處在衰退邊緣,最樂觀的情形是類似2001年溫和衰退,全年呈現U型走勢”

《國際金融報》:站在全球角度,您如何看待疫情對經濟帶來的沖擊?如果說世界經濟會因此而放緩,您預測大概會是個什么情況?也有媒體分析說,世界經濟已經步入衰退,您認可嗎?

花長春:2020年黑天鵝、灰犀牛不斷,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原油價格戰,以及全球金融市場巨幅震蕩、資產價格暴跌。通常情況下,疫情全球大流行會導致衰退,持續時間更長。中國一季度GDP增速大概率為負,而且就在我國經濟即將恢復之際,主要發達經濟體也都停擺并快速進入衰退。全球經濟最樂觀的情形也就是類似2001年溫和衰退,全年呈現U型走勢。

站在當下,世界經濟處在衰退的邊緣。疫情之初,為了遏制傳播,政府采取的各種防控措施,包括關閉工廠、學校,甚至整個城市和國家,從而導致供需都中斷。此時的經濟停擺,尚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衰退,更多的是“自然災害經濟”或者類似“戰爭經濟”模式。

但隨著疫情發展,不確定性帶來了巨大恐懼,經濟持續停擺,金融市場激烈震蕩并在事實上喪失其正常的融資功能。這些都將打擊企業和消費者的信心,導致企業破產違約率、失業率大幅上升,經濟需求遭受打擊,經濟衰退。

“原油短期陷入‘囚徒困境’型的供給與需求雙殺局面;新能源前景依然非常好”

《國際金融報》:如何看待這一波油價下跌?對美國的頁巖油市場又會帶來哪些沖擊?

花長春:我們認為原油價格短期陷入了“囚徒困境”型的供給與需求雙殺的局面:需求方面,全球疫情導致經濟需求急劇下降,而供給方面,地緣政治使得原油聯盟難以達成共識。因此,油價可能維持低位震蕩,缺乏上漲的積極因素。且由于量化交易占比的提升,不排除下跌過程中受到期權交易中的負伽馬效應影響放大價格波動。最近,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積極行動,尋找與俄羅斯、沙特就減產方面達成協議,但原油需求下降較多,而供給層面能否最終同等減產尚未可知。

若油價維持低位(20-30美元/桶)較長時間,對美國頁巖油市場無疑帶來巨大壓力,因為其成本在35-50美元/桶區間。油價持續下跌,打擊這些油企的收入,影響其債務償還。近日懷丁石油(WhitingPetroleum)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為疫情和石油價格戰以來首家申請破產的油企。

《國際金融報》:會影響到新能源產業發展嗎?您預判新能源產業將會出現怎么樣的走勢?

花長春:油價下跌,對新能源產業發展略有負面作用,但比較有限。2014年下半年原油價格也出現暴跌,但新能源的發展并沒有遭到多大的打擊,究其原因,還是各國政府對清潔能源的支持。我們預期新能源前景依然非常好,沒有國家會因為短期油價較低而放棄前期的戰略規劃。

“我國無法改變全球產業鏈重新布局所帶來的遷徙趨勢;我們應該幫助企業產業升級”

《國際金融報》:全球產業鏈會受到什么樣的影響?我們應該擔心產業因疫情而向國外轉移嗎?我們又該做哪些工作防止出現類似情況?

花長春:產業轉移是一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成本會上升,當該行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不足以抵消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時,產業轉移就會發生。因此,產業轉移往往是從勞動密集型行業或者勞動密集型環節開始。不過,此輪全球產業轉移有些過早,主要是中美貿易摩擦所帶來的。新冠疫情或許促使這一趨勢有所加快——全球過于集中的供應鏈的確容易受到類似疫情這樣的沖擊。

我國無法扭轉新一輪全球產業鏈重新布局的遷徙趨勢,而且,日、韓、臺的經驗告訴我們,伴隨產業轉移,往往是產業升級過程。因此,我們也不應該人為設置障礙。

但我國仍然可以有為:

大幅提升在中國的所有企業營商環境,全面落實國民待遇和投資的“負面清單”,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

積極參與企業產業鏈外遷過程,協助企業在外遷過程中尋找條件較好的海外工業園區,并協助企業做好國內(研發和核心零部件生產)和海外生產、裝配工作的區域分配問題。

我們的工作不應設置人為障礙,決策權留給企業。我們一方面靠制度和良好的營商環境來吸引企業留下了;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幫助企業產業升級。

《國際金融報》:中國前2月外貿進出口4.12萬億元,您怎么看待?全球貿易格局是否會因此而受影響,中美年前達成的貿易談判協議,是否會受到影響?

花長春:如果沒有海外疫情,此次出口縮水可能是暫時的,但現在整個上半年的出口會受到較大影響。我們初步估計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降至-4%,導致我國出口下降20%左右,或對我國1700與外貿相關的就業崗位受到沖擊——不過,當前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主要還是看疫情的控制情況。不過,全球貿易格局并沒有發生變化。中美年前達成的貿易談判協議執行方面,可能延期執行,但不會缺席。

“中國未來十年有望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強國;(此次疫情)對經濟沖擊持續性不強,全年看比較可控”

《國際金融報》:更長線點看,您如何看待這場疫情對中國和世界經濟的影響?五年內?十年內?世界經濟格局會做出怎么樣的改變?

花長春:此次疫情是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一個分水嶺,全球經濟中心將加速東移。中國政府強大的動用資源能力、良好的治理能力,中國民眾自發配合政府安排,上下同心,在一個人口14億的大國里面,很快控制了疫情,穩定了局面。這個給全球跨國企業和長期資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將無疑加大他們在中國的配置。所有的這一切都表明,中國未來十年有望成為全球經濟第一大經濟體的強國。

《國際金融報》:您怎么看待這次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2003年相比,今年的影響又有哪些不同?

花長春:此次疫情,與2003年的SARS病毒相比,影響要大得多,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后,對經濟沖擊持續時間較久。我們預計一季度GDP增速大概率為負,二季度增速也比較低。

比較2003年和現在,在經濟上,有如下不同:首先,經濟趨勢和周期:2003年我國經濟處于上行期間,加入WTO不久,正處于新一輪朱格拉(設備更新)上升周期,那時我國GDP增速在兩位數;而當前我國經濟雖然短期在企穩,但中長期增速仍有放緩壓力;

其次,經濟結構:從需求側來看,2003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是35.4%;現在是57.8%;反過來,2003年,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是70%,現在是31.2%。從產業端來看,2003年時,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為42%左右,而現在占比上升到53%左右。最典型的是,2003年春運客運不到20億人次,而現在能夠超過30億人次。

再次,全球經濟金融環境:就貿易環境而言,2003年全球處于產業鏈融合過程,我國整體貿易環境比較寬松,而當下美國等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產業鏈受到干擾。

最后,2003年SARS并沒有導致全球這么大范圍、這么長時間的停擺。

“受世界經濟放緩反向影響不可避免;中國經濟可能是‘U型’復蘇”

《國際金融報》:有專家認為中國經濟會經歷一個V型反轉,繼續強勁運行,您怎么看?

花長春:我們率先在國內市場提出,疫情之后,中國經濟將“深V反轉”。疫情控制得當(范圍小、時間短),只改變經濟節奏,但不改變趨勢。但未曾預料,疫情在中國被控制之后,卻在全球出現了大爆發,進而外需出現了很大的困難。因此,我國一季度的確是“深坑”,但后續恢復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目前來看,可能是“U型”復蘇了。

《國際金融報》:聯合國駐華協調員兼首席代表羅世禮就曾擔憂,中國經濟會受世界經濟放緩的反向影響,您認同嗎?

花長春:全球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因此中國經濟受到世界經濟放緩的反向影響不可避免。中國一方面確保整個供應鏈都很順暢,另一方面可以適當動用逆周期政策提升內需來對對沖海外影響。

《國際金融報》: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抓好經濟恢復工作?

花長春:當前復工進展比較順暢,但仍然有重大任務要完成:

首先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第二波沖擊,尤其是海外疫情對中國的影響。

其次,介于當前全球經濟壓力,我們認為有必要與國際一起協同,出臺廣義財政上6、7個百分點對沖政策,用于保住中小微企業(可以適當減免租金、加大金融擔保力度、通過再貸款或者專項貸款降低其利率成本等),促進消費(對汽車等消費予以適當支持),補公共衛生系統短板(如對傳染疾病醫院進行設備更新、ICU床位提升等),適當加強基建投資(包括新基建和老基建)等。

《國際金融報》:您怎么看待“新基建”?會擔心出現“4萬億”那樣的后果嗎?

花長春:我不擔心會再次出現2008年“4萬億”大刺激的后果。中央已經多次表明不會大水漫灌、不會強刺激,數字并不重要。一些地方項目的統計,這是一個總的投資概念,不是2020年當年投資額。

“中國經濟的韌性在于‘人口素質紅利’,在于全球產業鏈變遷中的產業升級,也在于城市群、都市圈所帶來的巨大空間”

《國際金融報》:如果請您對中國經濟再做一個更深入的評價,您如何看待中國經濟的潛力和希望,中國經濟的韌性在哪里,短板又在哪里?

花長春:中國經濟潛力和希望,中國經濟的韌性在于“人口素質紅利”,在于全球產業鏈變遷中的產業升級,也在于城市群、都市圈所帶來的巨大空間。但中國經濟增速仍然趨勢性放緩,整體杠桿也比較高,不過新科技、新產業、新模式趨勢已成,疫情中產生新消費模式或助推這一趨勢。

首先,供給側改革,生產效率明顯提升,全球產業遷移中進行產業升級。自2007以來,經濟經歷了長期趨勢和中周期同時向下的一個深刻調整過程。在這段時間里,先是不少行業(如水泥、部分中游設備等)自發去產能,后有政府主導對鋼鐵、煤炭、有色等行業的供給側去產能改革,從而使得大多數行業集中度得到顯著提升,庫存水平整體上下了一個大臺階(螺紋鋼庫存降了近一半),產能利用率從低谷的不到70%(有些行業甚至不到60%)重回近80%的水平。企業盈利能力也恢復得不錯。

2014年以來,高新技術行業,如人工智能、機器人、新能源、通信設備、物聯網、大數據等行業高速發展,業已初具規模。從投資的角度來看,高新技術投資貢獻制造業投資達15%左右,從生產的角度來看,我國高新技術行業對經濟的貢獻度達20-30%。而且,高新技術行業自身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和成熟行業融合,大大地改進我國企業傳統的生產方式,使得經濟結構向越來越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方向轉變。這些都帶動整個經濟生產效率的提升——我們測算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一改前面幾年的不斷下滑,轉而開始回升。

其次,人口素質紅利支撐高端制造業崛起、產業升級。自2012年以來,人口數量紅利不斷下滑。2012年,我國15-59歲人群的人口數量越過頂峰開始下降,2014年我國15-64歲的人口數也開始回落。同時,人口撫養比也在這段時間達到底部并開啟上升趨勢。自此,我國過去三十年所依賴的重要紅利之一——人口數量紅利——對經濟的正面貢獻逐漸衰退。

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國人口素質紅利卻逐漸擴大,支撐我國高端制造業的崛起和經濟結構轉型。一方面,我國人口受教育程度在過去20年里明顯上升,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6年的8.5年上升到現在的10.3年。而且按照十三五規劃,到今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增至10.8年,年均增長率為1.1%左右。另一方面,我國當前工程師數量已經達到300多萬,而且每年仍有150多萬理工科畢業生加入就業大軍,這些在全球絕無僅有的。我國人口素質紅利是高端制造業崛起和經濟結構轉型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口素質紅利,疊加研發大投入和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會成就我國高端制造業高速增長。

第三,城市群化進程加快,為經濟中高增速提供空間。我國已經形成初具規模的國家級五大級城市群——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城市群。這五大城市群以10%左右的土地面積、近40%人口生產了近60%的GDP,區域里重點高校占比近70%,成為新時期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抓手。

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形成,背后是產業和人口的集聚,結果是規模經濟效應的產生,經濟效率的提升。我國已經形成人口流向五大城市群的趨勢。例如,五大城市群新增常住人口合計顯著提高,增加5.3百萬人,遠超2014年的3.5百萬人。這一趨勢將會在產業集聚、政策推動的背景下進一步得到加強。產業正在向這些城市群里集中布局,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周邊二、三、四線城市,這對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之間連接成群非常重要。同時,黨的十九大首提“以城市群為主”的新城鎮化戰略,在產業布局、社會資源分配方面將會有利于城市群的發展。

當前我國五大城市群也只是初具規模,擁有巨大的開發空間,都市圈內交通的鏈接、產業的布局、社會資源的分配等無疑是后續規劃的重點,也能帶動城市群內各城市的協同發展。從城區開發面積占比來看,京津冀和長江中游城市群不到20%,成渝、珠三角、長三角城市群略高些,25%-28%,相對于紐約-華盛頓城市群、東京都都市圈,顯得非常低。另外,從城市群內部的人口密度來看,我國五大城市群的人口集聚程度高于美國的紐約-華盛頓城市群(295人/平方公里),但相比東京-橫濱都市圈的水平,仍相距甚遠。

城市群的協同發展,無疑為我國傳統經濟動能(房地產開發+基建投資)留下空間,不至于在未來幾年傳統動能突然失速大幅回落。更為重要的是,也將會極大地帶動服務業發展,刺激消費率提升,消費升級,從而進一步改善經濟結構。

“我國消費升級趨勢明顯;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進入更高水平,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

《國際金融報》:是的,這三個方面都非常重要。您覺得我們還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做好中國經濟的持續轉型和發展?

花長春:接下來,我想從消費率提升、消費升級,經濟穩定性增強方面談談。近年來,我國消費率明顯上升,是經濟穩定性的最重要來源。通常來說,居民部門消費行為的變化是漸進式的,短期內很難像投資行為那樣的劇烈變化,因此,當消費對一國經濟貢獻達到較高程度時,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會比較好。2010年以來,我國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從低谷的48%逐漸回升至現在的54%。這一方面固然有房地產投資等傳統動能調整的被動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平均消費率提升的主動原因——受人均收入上升、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等因素帶動,我國消費率已經形成回升趨勢。

同時,受財富效應、人口年齡結構、城市群加速發展等因素,我國消費升級趨勢明顯。隨著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家庭資產不斷積累,財富對消費升級的效應正在顯現。另外,當下80后、90后成為消費主力,00后步入成年,有望接棒,我們正處在向品質消費挺進的階段,人口因素決定消費率提升將是長期趨勢。同時,都市圈的形成、深化過程中,農民工在城市群內定居市民化將逐漸成為主流,無疑是消費升級又一推手。我國消費升級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恩格爾系數——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在2017年首次跌至30%以下,進入到聯合國糧農組織標準給出的最富裕的一組。

還有一點不能忽視的是,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進入更高水平,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十九大之后,政府頒布的一系列措施或表明我國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的新一輪改革可能正在啟動。近期,出臺了一系列關于金融和土地方面的改革,著眼于提高我國經濟長期效率,降低系統性風險。

“短期或可適當配置穩增長板塊,后續仍是以科技板塊為主,也可關注政策帶來的消費行業機會”

《國際金融報》:如果您來做投資,您可否建議一下,接下來哪些行業是更有投資價值的行業?可否詳細談談您的建議?您怎么看待今年全球和中國資本市場的走向?

花長春:短期或可適當配置穩增長板塊,但后續仍是以科技板塊為主。也可以關注消費政策所帶來的消費行業機會。

全球和中國上半年資本市場仍受到疫情不確定性而震蕩,A股有望更獲得全球投資者青睞。中國可以成為全球資金的避風港,即中國資產具備成為全球的避險資產三大條件。第一,中國疫情得到較快的控制,給企業紓困、降成本等政策也逐漸地推出,可以說疫情對中國經濟直接沖擊的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后續主要是海外經濟需求的問題。第二,中國政策空間又比較大,政府總體債務率并不高,1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仍然在2.5%,經濟中的失衡(尤其是資產泡沫程度)也相對較少。第三,全球經濟中長期格局中,中國更加耀眼——各國政府債務和央行投放流動性飆升后,未來3-5年發達經濟體投資回報率將更低,而其它新興市場的政治風險遠大于中國。相比較而言,如此的一個有堅實基本面支撐的、政治又比較穩定的經濟體,其資產理應受到全球投資者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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